十年不查的房子为何突然成“违建”？——征收令下的执法巧合与司法正义

导读：2022年8月，浙江宁波的赵先生看着手中的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百思不得其解：“住了十二年的房子，怎么突然成了违建？”更让他警觉的是，这份通知书恰在县政府发布征收公告两个月后送达。当街道办辩称“依法认定违建”时，宁波中院的判决却揭开了残酷真相：这分明是“以拆违代拆迁”的典型操作！

1、“精准执法”：征收启动与违建认定的神奇同步

赵先生的遭遇如同一场设计好的行政剧本：2010年，经申请获批集体土地使用权，建造自住房。十二年安然无恙，从未收到任何违建认定或整改通知。2022年6月，县政府发布《征收公告》，房屋纳入征收范。2022年8月，街道办突然送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

这种时间线上的严丝合缝，暴露出选择性执法的本质。当赵先生因补偿问题未签协议，街道办立即启动“拆违程序”，试图用行政手段扫除拆迁障碍。而所谓“违建认定”的依据，竟是十二年前未补办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——一个被刻意忽略十余年的“历史问题”。

2、程序把戏：复议胜利背后的新陷阱

面对不公，赵先生在律师指导下发起行政复议。县政府2022年12月作出复议决定：“撤销街道办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重新作出决定”

这看似胜利的文书却暗藏杀机：“责令重作”的但书为二次执法留下豁口。果不其然，街道办迅速作出第二份内容相同的责令拆除通知。至此，行政系统的运作逻辑显露无遗：首次处罚被撤 → 换取程序合法性外衣；保留重作权力 → 维持拆迁施压手段；循环行政消耗 → 拖垮当事人维权意志。

这场“撤销-重作”的行政游戏，暴露了某些机关将法律程序异化为拆迁工具的企图。

3、司法亮剑：宁波中院三重裁判要旨破局

当案件进入行政诉讼，宁波中院的判决书成为刺破谎言的利刃：

（1）执法动机审查：戳破“管理”伪装

法院直指核心：“对建于2010年的房屋，为何在征收启动前十二年不监管？”这种“平时不作为，拆迁乱作为”的模式，完全背离《城乡规划法》维护建设秩序的立法本意。正如判决书所述：“在未达成补偿协议时启动拆违程序，显系服务于征收工作”

（2）执法必要性审查：揭穿资源浪费本质

法官创造性地引入“执法必要性”原则：征收程序本可解决房屋性质认定（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二条），单独启动拆违程序实属多此一举。这不仅造成行政资源浪费，更导致两大恶果：剥夺被征收人协商议价权利，规避法定补偿评估程序。

（3）正当程序审查：遏制权力任性

法院强调：即便确属违建，也应遵循《行政强制法》规定的催告、申辩、公告等程序。街道办跳过所有程序直接限拆，实为“未审先判”的程序暴政。

4、维权启示：破解“拆违促拆迁”的三道防火墙

赵先生案为被征收人树立关键维权路标：

（1）紧盯“时间巧合”证据链

当房屋突遭违建认定，立即固定三大证据：房屋建造年代证明（如建房申请、缴费凭证）；历年未被查处的记录（如无违法证明）；征收项目启动时间文件。

如江苏王某案中，法院因“拆迁前三月才首提违建”否定执法正当性。

（2）阻击“程序循环”陷阱

对“责令重作”类复议决定保持警惕：审查复议决定是否超越请求范围，对变相维持的复议决定及时起诉，拒绝配合二次调查程序（如北京李某案）。

（3）激活司法审查纵深

善用法院对行政行为的“三重审查权”：目的正当性审查（是否借执法谋私），手段必要性审查（有无更温和方式），程序合法性审查（是否保障申辩权）。

如最高法（2019）行申789号裁定明确：“缺乏必要性的执法构成权力滥用”。

5、治理镜鉴：当选择性执法腐蚀公信力

此案暴露出基层治理的深层危机：

运动式执法：将法律当作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”的工具；

程序空心化：用文书流转替代实质正义；

信任崩塌：每起不公个案都在蛀蚀政府公信。

某县自然资源局干部曾在内部会议坦言：“拆迁进度压头时，总要找几户‘典型’突破。”这种将群众当作“钉子”的治理思维，正是酿成赵先生式悲剧的根源。

尾声：被唤醒的司法监督

2023年初，宁波中院法槌落下：撤销县政府的复议决定。这份判决的价值远超个案：确立“执法必要性”审查标准，为全国类案提供标杆；揭穿“程序补正”把戏，阻断行政循环侵权；重申“比例原则”（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），警示权力勿越雷池。

但更深层的命题仍在回荡：当一纸征收公告就能唤醒沉睡十二年的“执法热情”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个案的正义，更是对选择性执法的系统性矫正。因为当法律成为可随时启用的拆迁工具时，每个人都将生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。

赵先生房屋最终免于“违建”污名化的命运，而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这场微型胜利提醒着我们：唯有让权力在每个案件中保持对程序的敬畏，征收的推土机才不至于碾碎法律的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