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委会“帮拆”村民被逼上房顶，警方回电就算处警合法吗？

导读：一纸“帮拆”通知，一个拒不出警的电话，让公民的合法财产在执法缺位中化为废墟，身体在暴力冲突中伤痕累累。

2018年12月28日，郭先生面对村委会组织的强拆人员爬上自家房顶，紧急拨打110报警。派出所仅回电称系“村委会帮拆”，拒不出警处置。强拆过程中，郭先生被打致轻伤二级。此案历经一审、二审、再审均败诉，直至检察机关抗诉才最终改判确认警方未出警行为违法。

该案入选最高检“2022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”，为类案处理确立了标杆性裁判规则：任何理由均不能免除公安机关对紧急报警的现场处置义务。

1、法律底线：紧急性是出警的唯一标准，事由无关

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不容推卸：

《人民警察法》第21条明确规定：对公民人身、财产安全受侵犯或处于危难情形，警察必须立即救助。《110接处警工作规则》第11条进一步要求：对迫切需处置的紧急报警，民警应迅速前往现场。

最高检在本案抗诉书中一锤定音：“无论涉及‘帮拆’还是其他事由，只要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面临紧迫危险，电话告知绝不能替代现场处置”。

司法实践确立的“紧急性优先”原则

本案再审判决厘清了处警的核心标准：

紧急性判断独立于事由性质：报警内容是否需紧急处置，取决于侵害的紧迫程度，而非事件发生的领域或背景。

法律逻辑与经验逻辑统一：“若警方及时出警，伤害或可避免”的经验判断，必须转化为法律责任认定。

2、“帮拆”面具下的违法本质：村委会的职权边界

村委会无任何强制拆除权：

法律明令禁止：国务院《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的意见》严令“不得将村级组织作为拆迁拆违的责任主体”；

征收主体法定化：《土地管理法》第47条规定，仅县级以上政府有权组织实施土地征收。

借“村民自治”掩盖违法征收

实践中，行政机关常通过幕后操控村委会实施强拆，规避法定程序：

四川林某案中，街道办事处以协议约定“逾期不拆有权处理房屋”，自行强拆。法院判决指出：协议不得自设行政强制权，强制执行必须申请法院。

最高法院在韩锋案中确立强拆主体推定规则：只要房屋在征收范围内，即推定强拆由市县政府或其委托主体实施，除非其举证推翻。

3、检察监督破局：从程序空转到责任落地

本案暴露的深层症结在于：基层执法者对法定职责的系统性逃避。检察机关通过精准抗诉实现三重突破：

打破“拆迁警情特殊论”迷思：警方常以“拆迁属政府行为”为由拒出警，实则混淆了“参与拆迁”（禁止）与“处置警情”（必须）的本质区别。

戳穿“村委会可保障安全”的幻想：检察官直指：村委会恰是强拆实施方，要求受害人向其求助，无异于纵容侵害。

确立检察机关的实质监督标准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解志勇评析：此案推动行政检察从形式审查迈向实质法律监督，直击行政权力运作核心。

4、维权实战指南：被强拆者的自救法则

证据收集三要素：

报警记录：110通话录音（证明报警内容及警方回复）；

现场录像：强拆人员行动、暴力行为过程；

伤情鉴定：及时验伤并保存医疗记录。

风险规避关键行动：

勿肢体对抗：避免被定性为“互殴”，反遭责任追究；

速启动法律程序：行政诉讼时效仅6个月，确认强拆违法是索赔前提；

联合专业律师：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获取征地文件，锁定强拆责任主体。

5、警方案例的深层启示：公权力制衡的法治价值

在拆迁律师的山东强拆案中，四户村民房屋被村委会强拆后，律师采取“确认违法—索赔补偿”的分步策略，两审均胜诉。此类胜诉印证：唯有通过司法审查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，才能终结“村委会拆房、派出所旁观”的畸形生态。当公民爬上房顶举起电话报警，连接的不仅是110指挥中心，更是法治社会的最后防线。每一起拒不出警案件的纠正，都在重塑“警察权是公民权盾牌”的宪法精神。

强拆现场的权力博弈，实则是法治与人治的较量。唯有坚守程序正义与职权法定，方能在推土机的轰鸣中，守护那方属于公民的权利净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