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村民自治”能成为强拆的“挡箭牌”吗？

导读：2024年6月，河北某城中村，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温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，在未签订任何补偿协议的情况下，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员强行拆除。瓦砾堆前，他愤怒而茫然。更让他困惑的是事后官方的回应：这属于“村民自治”范畴，是居委会组织的拆迁行为，与区政府无关。一夜间，家园化为废墟，而应当承担责任的“大手”却隐入了“村民自治”这面看似合法合规的帷幕之后。

这并非孤例，在许多地方的城中村改造、环境整治等项目中，“村民自治”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规避法定程序、推卸强拆责任的“挡箭牌”。当公权力悄然隐身于自治组织之后，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该如何找寻真正的责任主体？

1、困局：“村民自治”外衣下的权力越位

城中村改造法律关系复杂，其土地性质可能涉及国有与集体混合，实施主体往往多元。这为一些地方政府“借壳行事”提供了操作空间。其常见套路是：

政策层面的“责任下卸”：在市级或区级的改造方案中，可能原则性规定“区政府负总责”，但在具体操作细则中，又模糊表述为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，由居委会、村委会具体实施”。这为日后推诿埋下了伏笔。

实施过程中的“角色混同”：拆迁现场，身着制服的人员、居委会干部、外包公司人员混杂在一起。口头指令可能来自街道或区里派出的“指挥部”，但书面通知、公告却以居委会名义发出。一旦发生强拆纠纷，区政府便主张自己仅是“指导者”，居委会才是“执行者”。

法律适用的“选择性解释”：区政府会援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，强调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有权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。试图将带有强制属性的拆迁行为，包装成居民“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”的自治事项，从而规避《行政强制法》、《土地管理法》对行政机关实施强制行为的严格程序要求。

这种模式下，被拆迁人温某陷入维权困境：告居委会？其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，非行政诉讼适格被告，且缺乏强制执行能力。告区政府？对方已准备好一套“自治论”进行抗辩，举证证明其直接组织、指挥强拆的难度极大。

2、破局：律师的三重穿透策略

面对困局，律师没有纠缠于拆迁现场的口头之争，而是制定了由表及里、层层推进的诉讼策略。

第一重穿透：政策溯源，锁定“第一责任人”的文本证据。

律师首先沉入浩繁的政策文件库。他们检索并分析了该市、该区关于城中村改造的所有规范性文件、工作方案、会议纪要。最终，在一份由市政府下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XX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》中，找到了至关重要的表述：“各区人民政府是本辖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负责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。” 这份红头文件，白纸黑字地将“组织实施”的法定职责明确赋予了区政府，而非居委会。这成为了击碎“自治挡箭牌”的第一枚，也是最有力的法律炮弹。

第二重穿透：证据固化，构建“事实委托”的行为链条。

仅有政策原则还不够，需证明本次强拆是区政府“组织实施”的具体表现。律师团队指导当事人及周边群众，多角度收集证据：

现场证据：尽可能清晰地拍摄了现场带有执法标志的车辆、指挥人员影像。

人员证据：通过走访，确认现场指挥者身份实为区城管部门或街道办派驻人员。

程序证据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获取此次拆迁项目的资金拨付文件、补偿方案批复等。这些文件通常直接关联区级财政和审批部门，能间接证明项目的主导权在政府手中。

逻辑证据：律师在法庭上犀利指出，涉及公民重大财产权的强制拆除行为，远非居委会的法定职责范围。其所需动用的庞大力量、协调的各部门资源，绝非一个自治组织所能独立支配。这强有力地推导出，居委会的行为背后，必然存在行政权力的实质委托与支持。

第三重穿透：法理辨析，厘清“自治”与“行政”的不可逾越界限。

在法庭辩论中，律师直面区政府的核心抗辩点，进行了精彩的法理辨析：

权力来源不同：居委会的权力来源于居民授权，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；而强制拆除涉及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或限制，其权力只能来源于法律、法规的明确授权，且通常专属于行政机关。

法律程序迥异：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，必须严格遵守《行政强制法》规定的催告、听取陈述申辩、作出强制执行决定、公告等法定程序。辩称“村民自治”实质是试图用简单的“民主程序”替代这些严格的法定程序，是根本性的法律错误。

责任性质明确：根据《行政诉讼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行政机关委托其他组织实施的行政行为，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。即便存在所谓的“委托”，区政府也难逃其责。

3、胜诉：司法确认背后的深远意义

法院最终全面采纳了律师的意见，一审判决确认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。这一判决的价值远不止于为温某个人赢得了国家赔偿的入场券：

明确司法立场，遏制“责任逃逸”现象：判决以司法权威宣告，城中村改造中涉及公民重大财产权的强制行为，地方政府不能以“村民自治”为借口金蝉脱壳。这为类案审理树立了标杆，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违法操作的空间。

保护自治组织，还原其本来角色：判决实际上也保护了居委会等自治组织，防止其被滥用为行政违法的“白手套”，使其能够回归服务居民、民主协商的本职。

赋予被拆迁人清晰的维权靶心：它告诉所有面临类似处境的被拆迁人，维权的矛头应直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。只要抓住“组织实施责任主体”这个牛鼻子，就能有效破解体量庞大、关系复杂的拆迁纠纷。

推动征收补偿工作的法治化：判决倒逼行政机关在未来的项目中，必须严格依法界定自身角色，规范委托程序，完善证据留存，从源头上减少程序违法。

结语：让每一份权利，都能找到负责的“名字”

温某房屋的废墟上，最终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份胜诉判决，更是一个清晰的权利公式：当你的房屋被强制拆除，抬头寻找责任方时，目光必须越过具体施工的人，越过发出通知的居委会，最终锁定在负有法定组织实施职责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