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用仓库被“偷拆”，如何锁定强拆主体并追究其违法责任？

导读：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，江西南昌县某村的杨某像往常一样走向自家农用仓库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瞬间血液凝固：两座用于存放农机具和物料、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农用仓库，已在前一晚的夜色中化为一片瓦砾废墟。仓库内价值不菲的设施和物料被掩埋损毁。就在不久前，这片土地被纳入县政府发布的征地范围，但因补偿标准争议，杨某并未签署协议。没有事先通知，没有正式文书，一场突如其来的“偷拆”让他陷入了维权无门的困境。他该向谁主张权利？

在法律的天平上，当强拆发生时“无人认领”、证据缺失，被征收人如何才能拨开迷雾，让真正的责任主体浮出水面，并追究其违法责任？杨某的遭遇绝非个例，他的诉讼之路，为破解“强拆主体不明”这一普遍难题，提供了一把关键的法律钥匙。

1、案情焦点：无直接证据时，强拆主体如何确定？

此案的核心争议并非补偿数额，而是一个更前置、更根本的问题：在征收方与被征收人未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，谁是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者？ 这对于后续所有法律救济的指向至关重要。

征收背景与“偷拆”事实：2012年，杨某在自家土地上修建两处农用仓库。2020年，县政府发布征地公告，杨某的土地被纳入征收范围。在双方就补偿问题尚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，强拆事件发生。杨某没有收到任何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、强制执行决定书等法律文书，强拆行为如同“幽灵操作”，缺乏明确的责任指向。

法律困境与维权起点：根据“谁行为，谁被告”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，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。然而，在“偷拆”案件中，实施者往往刻意隐蔽身份，当事人很难当场获取强拆队伍由谁指挥、车辆属于哪个部门的直接证据（如加盖公章的文书、清晰显示执法人员身份的录像）。如果无法确定被告，诉讼程序将无法启动，维权可能在一开始就陷入僵局。一审时，相关部门也可能以此为由，主张自己不是适格被告，试图逃避司法审查。

2、破局关键：适用“强拆主体推定原则”

面对证据困境，杨某及其代理律师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运用了在征收拆迁维权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司法认可的“强拆主体推定原则”。这一原则并非主观臆测，而是基于行政管理逻辑和证据规则的理性推断。

推定的逻辑基础：在集体土地征收中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通常是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者，负责政策宣讲、入户调查、协商谈判乃至具体的搬迁、拆除工作。这是其法定职责或上级政府委托的职责所在。当涉案建筑位于已公告的征收范围内，且无证据证明其他主体（如村委会、施工单位）有独立的动因和能力组织实施如此规模的拆除行动时，负有征收实施职责的乡镇政府，便成为最可能、也最应当对强拆行为负责的推定主体。

本案的推定路径：律师在起诉时，重点梳理并提交了以下“基础性证据”，构建了完整的推定链条：

征地公告：证明涉案土地及地上物已明确纳入某县政府组织的征收项目范围。

职责依据：根据地方征地工作实施方案或惯例，证明某乡人民政府是该征收项目的具体实施责任单位。

关联证据：被告工作人员此前在征地调查中签字确认的《现场勘丈表》，其中载明该户主为杨某，建立了乡政府与涉案建筑及其权利人的直接工作联系。

基于这些证据，法院采纳了推定逻辑，确认某乡人民政府是本次强拆行为的组织者，系本案适格被告。这一认定，成功突破了“偷拆”导致的被告身份确认难题。

3、司法审查：实体利害关系与程序合法性之辩

确定被告后，案件的审理围绕两个核心法律焦点展开，法院的判决清晰有力地捍卫了程序正义的价值。

焦点一：杨某是否与涉案仓库具有利害关系？

乡政府曾试图质疑杨某的原告资格。法院依据《现场勘丈表》等证据，确认涉案构筑物系杨某出资搭建并使用，杨某是当然的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，其合法权益因强拆行为直接受损，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。这一认定，堵住了行政机关试图从程序上排除权利人诉权的可能。

焦点二：强制拆除行为程序是否合法？

这是本案的胜负手。法院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进行了严苛的审查。该法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设定了严格的“阶梯式”程序：作出行政决定→催告履行→听取陈述申辩→作出强制执行决定→公告（针对违法建筑）→方可实施强制拆除。

法院审理查明，某乡人民政府在拆除杨某的仓库前，未履行任何一项法定程序：没有事先催告，没有听取杨某的陈述和申辩，没有依法作出强制执行决定，更没有进行公告。其强制拆除行为完全跳过了所有法律设置的“缓冲带”和“监督环节”，构成了严重的程序违法。

由于拆除行为已经实施完毕，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，法院最终依法判决：确认某乡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杨某农用仓库的行为违法。 这份“确认违法”的判决，是杨某后续申请行政赔偿、重新启动补偿谈判的不可或缺的法律基础。

4、典型意义：照亮迷雾中的维权之路

杨某案的胜诉，其意义远超个案本身，它为无数面临类似“偷拆”困境的被征收人，提供了一套清晰、可操作的维权方法论。

确立了“推定原则”的实践应用：本案以司法判决的形式，强化了在强拆主体不明时，基于征收职责和基础证据推定乡镇政府为被告的可行性。这极大地减轻了被征收人的举证负担，避免了因举证不能而无法立案的极端不公。

重申了程序合法的绝对重要性：判决无情地揭示了“以拆促迁”思维的违法本质。它明确宣告，即便征收项目本身具有公益性，即便最终可能需要拆除，行政机关也绝不能以“效率”或“进度”为名，践踏法定的强制程序。程序正义是守护实体权利的第一道防线，也是不可逾越的红线。

提供了清晰的维权行动指南：

第一时间固定基础证据：保管好土地证、户口本、房屋照片视频；注意收集并保存政府发布的征收公告、补偿安置方案宣传册、工作人员上门测量的记录等，这些是建立“征收范围”与“实施主体”关联的关键。

面对“偷拆”冷静应对：立即报警（尽管警方可能以属征地纠纷为由不处理，但报警记录是重要证据），尽可能对强拆现场、车辆、人员进行录音录像，即使无法直接识别身份。

善于运用推定策略：在咨询专业律师后，根据已掌握的基础证据，果断以推定确定的乡镇政府或县级政府为被告，提起确认强拆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，从而打开维权局面。

结语：让每一份权利都能找到责任的承担者

杨某仓库的废墟上，最终立起的不应只是对过往损失的赔偿，更应立起一个鲜明的法治信号：在征收拆迁的宏大叙事中，个体的合法财产权不容侵犯，法律的程序尊严不容藐视。“偷拆”试图制造的责任迷雾，终将在“强拆主体推定原则”的司法探照下消散。